再會啦～無緣的最後的「老藍男」(夏珍)

作者：夏珍

前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維出版《和光同塵》，以「一位外交官的省思」取代「不是回憶錄的回憶錄」；「和光同塵」語出《道德經》，其意為收斂鋒芒，融於塵俗，好一點的意思是謙遜低調與世無爭，差一點就是隨波逐流與世沈浮，但不論何者，與「傑出外交家」的想像，都有不小的落差，却是他立世處事的原則：審慎中道。

王作榮嚴拒「考用不合」，如今誰管外交官的考與用？

這是他能歷政黨輪替而「聖眷不衰」的原因，讓人唏噓的是，台灣政局愈趨分裂對立的內外壓力下，可預見的未來，或許連這樣「以專業為本，理性為綱」（前總統蔡英文的讚語）的外交官都可遇不可求了，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專業外交官的凋零或不見容於當道，都預示國運之逼庂。

他的「恩師」包括前副總統連戰、前監察院長錢復，都曾任外交部長，這對他進入外交圈當然是極大助力，但國民黨時代對外交人才的養成不可謂不嚴格，他回國前已在駐美代表處任諮議，回國準備外交特（甲）考，偏偏碰上視甲考為「為權貴開路」的考選部長王作榮，拒絕再辦理外交特考，他只能考新聞行政特考，以優異成績考上，考官之一的王作榮還稱讚他三百多頁的博士論文：「這本書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材實料）。」不久後發布為外交部長的連戰立刻將他調任秘書長，擔任部長辦公室主任，王作榮却認為他「考用不合」，沒幾個月又被調到新聞局，再過一年，連戰才如願把他再調回外交部任北美司幫辦。

對比蔡、賴時代政治任命外交官到全無資歷遑論「特考」，獨立樂團主唱一任立委能派駐芬蘭大使、學歷登載不實也能出任英國公使，王作榮地下有知大概都要破口大駡；而李大維「和光同塵」，只能感慨民主時代政治任命難免，為「警大出身外交官者表現讓人印象深刻」鳴不平，認為應該重開警大轉任的特考之途，這番感慨沒明說的是專業外交人才庫已漸枯竭的窘迫。

外交官有多重要？外交家有多難得？歷史學家唐德剛曾評價近代中國「只有兩個半個外交家」，李鴻章、周恩來和半個顧維鈞，對應的是晚清、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顧維鈞從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當到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是中國內憂外患最艱難而虛弱的時刻，革命初建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前十年，有正式外交承認的邦交國不過二十個（比李大維接任外交部長時的邦交國數目還少），有公使級關係的不過四、五國，顧維鈞憑「專業」拚出「弱國外交」。

軍閥混戰都知道：「辦外交，絕不可用外行！」

正因為國弱，面對「列強」爭公理，外交一向是重中之重。民國初建，首任外交總長陸徵祥就要求：「辦外交，絕不可用外行！」才拿到博士學位的顧維鈞擔任袁世凱秘書並同時進入外交部（李大維拿到學位回國第一個職務本來應該是李登輝總統英文秘書，但人事却提前曝光而見光死）；顧維鈞的高光時刻就是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會上代表中國發言並拒簽和約，敢與強權爭公理，他的國士身影遠超過孱弱的國家形象；軍閥混戰的年代，內閣更迭頻繁，但不派哪一派哪一系組閣，都得依靠專業外交官。

「當辦理重要交涉時，唯一影響你的應當是民族（國家）利益，而不是黨派和政治利益，更不應考慮個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則，要麼是犧牲民族利益實現政治野心，要麼使談判完全破裂。如果一個外交家有了政治考慮，他的外交就很危險了。」這是顧維鈞的經驗之談，擺在今日，外交官或少有所謂的「政治野心」，却難免充斥黨派之見或仕途利害考慮。

李大維的特殊在於，他是「黨國」培養出來的外交幹才，出國留學拿的是國民黨的「中山獎學金」，少時參加的是救國團國際人才研習營，青年時還加入過世亞盟，兩者都被蔡政府列為「國民黨附隨組織」；扁政府時代，他也沒順勢放棄國民黨籍，反而還加入黨員重登記；對比另一位中山獎學金，也曾接到蔡英文邀約却婉拒的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李大維在萬綠叢中自是格外刺眼的存在；蔡英文第一任的林全內閣被綠營人士批評為「老藍男」，李大維就是代表號之一。

夏立言在馬政府時代備受重用，曾任國防部副部長、陸委會主委，李大維在蔡英文總統之前，並未「入閣」，一路駐美、駐歐、駐加、駐澳，就館處的重要性而言，馬英九對他的安排形同「降級改敘」，倒是蔡英文八年讓他從外交部長、國安會秘書長、總統府秘書長到海基會董事長，莫怪他會直言蔡英文是他的「貴人」。

外交多艱，國運多舛─還有下一個李大維嗎？

但扁、蔡用李大維的「得利」應該更大，陳水扁時代從終止國統會到企圖「凍結憲法」，從就任時「四不一沒有」到第二任後期的「四要一沒有」（獨立、正名、新憲…），第二任在兩顆子彈爭議中就任，台美關係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務，事實上，陳水扁中意的駐美人選是蔡英文或邱義仁，兩者皆敬謝不敏，依憲法忠誠於國家元首的李大維，用盡外交手段都沒能改變美國對陳水扁的不耐煩，但換一位駐美代表的情況顯然更糟；同樣的，李大維在蔡英文第一任的外交部長，斷了兩個邦交國，但後繼者却一斷八國，繼續高升國安會秘書長，鬧出共諜案依舊不動如山。

而馬英九不重用李大維，也是一樁懸案，馬英九執政的八年，他從駐加拿大到駐澳洲，還一度安排在有職位沒工作，「想撤也撤不掉」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顧維鈞晚年回憶外交生涯經歷時曾說，「（困難）也許是在新中國孕育和誕生之時就已經繼承下來了。」顧維鈞的個人經歷是近代中國外交的縮影，他所遭遇的困難和失敗，在那個時代勢所難免；李大維在扁、蔡兩岸關係低迷時代遭遇的外交困難也可以預期，李大維在二０一六年就任外交部長時說，「身為中華民國外交官，沒有悲觀的權利，我們面對的可能是來自於歷史、制度、國際關係等的『原罪』，要翻轉談何容易，注定坎坷曲折…」如果李大維曾經出任馬政府時代，兩岸關係相對密切時間的外交部長，他不知道會不會有不同的體悟？ 

歷史沒有如果，可以確定的，沒有民國多難，就沒有顧維鈞一萬一千頁六百多萬字的口述歷史；若非蔡英文，李大維也不會有這三十萬字的「和光同塵」；朝野對立氣氛之下，「老藍男」的時代光影乍現，再無可能；決策者視專業如敝履，不要說顧維鈞，第二個李大維的可能性都近乎零；這一切都預示著：外交處境多艱，台灣國運多舛。

＊本文原刊114/6/26風傳媒，由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