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建以財富正義為基礎的數位國際金融經貿中心(吳統雄)
作者：吳統雄（台灣民調創始人）
第五屆「東亞和平論壇」於8月16日在台北召開，邀請作者提出「創建以財富正義為基礎的數位國際金融經貿中心」的建言報告，作為「如何建構東亞和平」的新展望。
「東亞和平論壇」由日本、韓國、台灣輪流舉辦，本屆加入新成員菲律賓。在邀請主題上隱含對「川普現象」的因應，有將川普所喊 MAGA 的口號轉化為「Make Asia Great Again 亞洲優先」的期待。
台灣的總主辦人是呂秀蓮前副總統，她是繼美國卡特總統之後，獻身追求世界和平的政治家，期待不論為官為民、在朝在野，都能共同努力。以下是我建言的中文譯文。
我今天向大家報告「創建以財富正義為基礎的數位國際金融經貿中心」的建議，並提出三個奠定此建議的歷史事實與實證觀點：
第一、現代憲政國家得以鼎立的三根支柱是：民主、法治與財富正義。但由於「資本溝」與「資訊溝」的存在，根據我40年的調查研究，各國可能平均有35％左右的人民無法自然獲得財富正義。
第二、當前由美國發動的國際經貿爭議與危機，其實是上世紀末「經貿全球化體系」的延伸結果。財務金融利潤分配不均擴大，與數位科技的推波助瀾，使得各國都感受到表面的經貿海嘯，但其深層的海底火山卻是財富正義的崩潰與爆發。
第三、在全球經貿競爭僵局下，最佳解是：在適當地區創建「以財富正義為基礎的數位國際金融經貿中心」。透過法律訂定，自集資的源頭起，就提撥適當比例基金，制度性保障未來勞動者的基本福利與社會安全。當前科技已可發展指定用途的法幣數位化，加上具監管性的 AI 安全管理，有助於落實此目標。
日、韓、台、菲正好形成太平洋兩岸的戰略樞紐。若能共同承擔創建此新型實驗中心的責任，不僅可為「環太平洋地區」的人民實現財富正義與和平安全，更可將此成果分享至全球。
民主與法治曾是現代憲政國家的核心，但我認為，財富正義應該被列為第三根支柱。財富正義的缺席，往往造成社會流動停滯、政經不穩定。而要落實財富正義，制度設計必須回到資本流動的源頭，甚至重新思考我們所使用的金融工具。
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降，資本主義加速了生產效率，也不斷將利潤集中於特定群體。早期的不均，僅發生在製造利潤的分配；但在二戰後，行銷利潤、管理利潤的型態逐漸成形。至20世紀末，全球化所催生的財務金融利潤，更推升了資本的無國界流動，使貧富差距達到新高。
形成此一結果的，不只是技術差異，更是人類社會天生存在的資本溝與資訊溝。掌握資本與資訊的群體可創造價值，而絕大多數人民僅能承擔風險，不具定價能力，使得財金利潤的分配更為兩極化。
近年興起的加密數位貨幣，以區塊鏈技術創造新型資產，我們不否認其創新價值，但也必須警覺，它可成為「不義分配」的新管道，其高度技術門檻與缺乏監管機制，使得少數人得以創造「無中生有」的巨大財富，甚至可能導致貧富階級世襲化。
美國不久前，開放了加密數位貨幣自由化的 Genius 天才法案，這個法案固然有許多善意的理想，但歷史已經不斷重複告訴我們，任何人類行為的制度，若未經科學化的實驗與評估，善意的想像，往往發生悲慘的結果。
以共產主義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例，堪稱聖人思想。然而，它與人類天性存在根本矛盾，需透過高壓手段強制推行，導致努力動機低落、人權保障不足，最終造成普遍貧困與制度性壓迫。蘇聯作為歷史上監控最為嚴密的政權之一，卻未能活到70歲。政權因錯誤而消亡並不足惜；但在錯誤制度下長期受壓迫的人民，其所承受的損失與苦難，卻是無法彌補的。
美國一方面在喊，各國經貿利益分配不公平。而天才法案實施的第一天，美國一個政治地位顯赫的家族，與其極少數的追隨者便取得不勞而獲的暴利。根據市場記錄與資本趨勢，有評論者推估可能促成高達 5000億美元的財富重組效益。而支持這個機制的，可能無法排除來自許多不明、甚至違法的金流。
而「資訊溝、知識溝」的作用，全球大多數的人民，可能對此完全不知道，甚至聽說了也毫無感覺。但自己不知不覺，又在相對拉大的貧富溝中，又往下墜了一級。
國際經貿爭議中最大的兩個碰撞，就是美國與大陸，雖廣泛涉及資本結構、技術主導權與制度競爭，但解決的根源之一，就應由經財務金融利潤分配入手。
美國當前抱怨大陸或其他國家貿易逆差很大，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外國賺美國很多錢。但這都是「經貿全球化體系」的自然結果，且是以美國為主的大資本家們所引導的。
「經貿全球化體系」是一種破壞性建設，重塑了全球的管理實踐。這一現象可稱為「低端製造業外溢」，相對則可稱之為「產業空洞化」，它改變了近40年世界產業的格局。
產生這種現象，就是由美國領導的各國大資本家推動，才能創造最大的「財務金融利潤」並享受獨占分配的結果。
二戰之後，慢慢出現2種大資本家，一種有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想，將自己的財富捐獻各種社會服務與非營利贊助，對於這種心靈成長，我們十分感謝。
但仍有高比例的大資本家，占盡各種財務金融工具的優勢，隱藏了巨量的財富。在公開統計記錄上完全看不見。各國都發生過某巨富過世後，由於子孫爭產，才爆發出藏錢的秘辛。
美國要加關稅，對只有國內經濟經驗的政客，以及其升斗小民的支持者而言，「用關稅抵所得稅」好像是「民粹有理」，但就國際經濟來說，根本是加重低層人民負擔。
美國要蓋工廠，工人哪裡來？進口第三世界人民？不又違背其反移民政策？
美國要各國向美國投資，但對民主政府而言，根本是無法控制的承諾。但許多國家也都認了，各國政府不可能全部無知，無法排除有些國家是暫時對意圖民粹的準強人虛與委蛇，反正美國有任期制，以後再說。
所以同是美國人的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發文無數，強調美國帳面上的虧損，根本不是虧損。而根據「TX 人類取用行為模型」，美元並非一般的國家貨幣，而是全球性相信。這是另一議題，在此不申述，而面對在財務金融利潤分配不均的擴大下，如何解決財富正義的問題。
解決財富正義的務實基礎，就是各國先自行發展新制度。
唯美國與大陸都是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國家。人類雖然善惡兩性並存，但惡性先出量大，大規模的突然變法，歷史證明幾乎都是失敗的。
我們應該具備「多元觀察」認知與能力，美國總統川普有一句話其實是歷史真理，他在5年前，就主張解決美陸經貿爭議的方法是「合資」「一起做生意」。天下沒有完美事物，但歷史一再演示：「合作」比「把對方消滅」較能真正解決問題。但當前兩強爭鋒、地緣張力加劇、且雙方互信薄弱之際，幾乎不可能立刻實施。
幸而，人類400年來，慢慢學習領悟了「科學實證邏輯」，且其應用由物理對象、而生理對象，當前應可進入人類行為對象。
所以，先創建一個以財富正義為基礎的數位國際金融經貿中心，作為緩衝性實驗平台，應是科學正解。
第三方區域若能提供一個制度性調節平台，不只是經濟上的中介，更可以扮演和平的緩衝者。而這個平台，不應再複製過去的資本主義邏輯，而是要有落實財富正義的嶄新制度設計。
我建議的具體作法包括：
法律制度設計：從資本集資的源頭起，就透過法律要求提撥適當比例資金，用以保障未來職工福利、社會安全，不致因為理財的知識能力受限，仍可分配到財務金融利潤。
部分數位法幣化與其應用：利用既有技術，設計具有用途限定的數位法幣，確保資金使用符合制度性目標。
美國天才法案表面上列舉諸多創新理由，實則是將地下錢莊合法化。當前國際金融通匯系統如 SWIFT，只要採用政府發行的數位法幣（CBDC），即可實現合法、即時、低成本的跨境支付，根本不需多此一舉的穩定幣。穩定幣的存在，本質上是為了彌補虛擬貨幣「去中心化但無保障」的缺陷，卻反而成為逃避監管、助長洗錢與非法金流的工具。所謂「創新」只是包裝；真正的解方，是各國協作推動數位法幣互通，而非繞道建立灰色金融體系。天才法案所開闢的地下錢莊通道，除了對掌控其運作的政治家族與不明資產集團帶來無限利益外，對國家與國際社會而言，依歷史經驗，長期弊遠大於利。
法幣不能全部數位化，因會防害個人財產權，甚至可發生影響各種人權的疑慮。
法幣數位化優先可實施的至少有2部分，第一，就是低資訊、低資本人民，也能分享財務利潤—如土地房屋的自然增值，甚至有投資創業改變人生的機會。其想法的具體例子，就是大陸叫停的「螞蟻金服」業務，與美國的「二次房貸」，後者的慘敗，導致了全球金融海嘯，證明傳統的收支制度無法防弊，但新興的法幣數位化可以。
第二、就是政府預算，以及必須按照指定用途與規範的支出，這樣將可大幅提升治理效能，對人民與國家有躍進式福祉。
如果以上業務上的收支，必須是數位化法幣，則可保證資金不致濫用，風險可以控制，能夠達成興利目標。如果能夠在一個區域平台先做實驗，再推廣到大國，是有可能實現的。
這就是人類行為科學化，必須有區域小平台，才能創造獨特大價值！
AI安全管理架構：引入可監管、可追蹤的人工智慧系統，以保障平台運作之透明性與安全性。
這不只是金融平台，而是一種制度創新，一個結合技術治理與社會倫理的制度性實驗場。
日、韓、台、菲正好形成太平洋兩岸的戰略樞紐。這四地均具備高度科技基礎、民主制度穩健、且在全球供應鏈中互有依存關係。若能共同承擔創建此新型金融中心的責任，不僅能在區域內落實財富正義與和平安全，更可形成制度出口，將成果推廣至全球其他地區。
和平不是靠口號，而是靠制度。而制度不應只是仿效既有模型，而需要有新型思想的支持。
科學邏輯不僅應用在物理、生理對象上，亦應發展「第三類計量思想」，針對人類行為的非等機率S型發展曲線做出解釋與預測，這可以作為制度設計的數據基礎模型，幫助我們在不確定世界中預測制度效果。
今天的倡議，不只是金融工具的革新，更是憲政價值的擴展。若東亞能在和平的制度創新上領先全球，便不只是環太平洋的技術中心，也將是追求世界大同、正義公平的實驗策源地。
當然，任何和平制度的倡議，必須建築在各方「軍事互信機制之上」，仍待其他機會集思廣益。
*作者為「新故鄉智庫」國政顧問，本文原刊於114/8/17中時，由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