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惠珀 (前衛生署藥政處長)
《前言》
美國的朋友問我:「大罷免領銜人顯然有嚴重的道德及人格偏差,為何還有那麼多不問是非的追隨者?」
我回答:「問到重點了,政者正也,為政者唯輸贏是問,726投票日也已被選民全面否決。這該是追隨者被意識形態蠱惑,相信民主不需要規矩,不自由毋寧死的集體失智。」
教育普及的台灣本可以走上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民進黨卻執意要將「抗中保台」與「民主自由」畫上等號,基本上是在沒有邏輯的基礎上行汙衊民主的民粹。
大罷免凸顯執政無能,全民教育的成果令人激賞,但過程是痛苦的。
我們都知道在美國的洗禮下,親美的留學生帶回來「不可疑美」的「仇中意識」根深蒂固。以此順藤摸瓜去爬梳美國對台灣的影響力,找出民主的病根應非難事。
再者,關心民主化進程的人士當不會忘記,世界各地的「顏色革命」多與親美勢力、CIA、USAID(美國國際開發署)以及被其授權的非官方組織脫不了干係。
《先說一個故事》
從1972年季辛吉敲開鐵幕到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中美兩國都出現了極大的變化。
美國校園裡的中國研究開始蓬勃,從深圳到香港的口岸開始出現人口流動。大陸出來的人多以人民日報包裹行李,於是美國智庫就地蒐購報紙雜誌,聽說一紙0.1元人民幣被喊價到10元美金,可見美國在情資搜索上,下了多大的功夫,這也成了華裔留學生的生計之源。
當時我與外子在密西根大學,他跨域政治及統計,在社會科學院(ISR)打工賺取不足以支付學費的微薄薪水。ISR開始招聘中翻英的學生時,工資很高,但靠賣中國文化賺錢的事我們做不到,我於是出手相助,休學到當地的Parke Davis/Warner Lambert藥廠工作。如此一來,我在藥廠領著WHO「抗瘧新藥研發」計劃的薪水,存夠我們兩人的學費。
老天看到了這二個年輕學生高尚的靈魂,一年之後我想回密大完成博士論文,向上司辭職時,這位猶太上司Dr. L. Werbel出一奇招將我留住。他將WHO的計劃讓渡給密大的合夥人,我的指導教授Dr. J.Burckhalter(二人都是WHO的抗瘧專家),自己成為兼任教授,我則成了他們共同指導的博士生。就這樣,我領著WHO的薪水修完學位,藥廠則因選送「雙重少數身分」的亞裔女生深造,成為實踐「無歧視政策」的優良企業。我們很懷念這一段產學合作追求「1+1>4」的教育過程。
回台之後,對政客以仇恨意識搞藍綠頃軋,撕裂社會,讓台灣在競爭力「1+1<0」下空轉三十年,深深扼腕。然而,甘願當美國鷹犬的留學生,不乏其人。意思是,留學生本可以追求專業更上層樓,但美國可不這麼想,NSAID透過附隨組織吸收學生,給予效忠美國的思想教育,歸國後再以國際合作之名培養第五縱隊,鞏固美國的霸權。
《沒有理由數典忘祖》
清明上墳,我們祭拜著墓碑上篆刻著(婆家)「墩煌」以及(娘家)「山西太原」的先人。
「我是中國人」是祖先賜給我們的命題,現實台灣卻把我們歸類為「中共同路人」、「其餘人口」、「雜質」。
但生命的傳承存在於每一個在台灣的漢人身上,我們選擇逃避及隱晦,終於讓特定族群掌握話語權,將占台灣人口96%的漢人定義成「其餘人口」。
這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的當下,我們已經沒有太多可以選擇的時間及空間了。
《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指的是2000年以降,以顏色或花卉命名的推翻專制政權的抗議運動。
文獻記載有案的包括:南斯拉夫的黑色革命(2000)、喬治亞的玫瑰革命(2003)、烏克蘭的橙色革命(2004)、伊拉克的紫色革命(2005)、黎巴嫩的雪杉革命(2005)、伊朗的綠色革命(2009)等。2010年以後則有阿拉伯之春、中國茉莉花、香港紫荊花(2011)、臺灣太陽花(2014)、香港反送中(被操縱成反中,2019年)暴動。
維基百科記載,美國參與他國的政權更迭,歷歷可數。
爬梳台灣的民粹政治,從「昨日香港今日台灣」到「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主軸是「親美仇中」,我們寧可吞下美國的需索無度以及自家人的貪腐,也要把「抗中保台」與民主畫上等號,於是台灣成為白宮及國會山莊軍工複合體們餐桌上的佳餚,我們成了美國的搖錢樹。
「大罷免大成功」領銜人是民進黨立院總召及國防委員會召集人,與USAID有著淵源的民進黨首席不分區立委。於是,民主頭家又成了中美博奕的冤大頭,不聽話的台灣人則成了雜質,影舞者已成功將台灣打造成被美國宰制的類殖民地。
「大罷免」毀了台灣人好不容易建立的國際形象,這不是在野黨發起的顏色革命,而是當家鬧事者在行類紅衛兵式的清算鬥爭。而「大罷免大失敗」則在告訴世界,台灣人已清醒,該是我們認清民粹政治本質的時候了。
《結語》
為了撥亂反正,我一直銘記著自由主義大師Edward Said的教誨:「認識你的朋友、鄰居、以及敵人…」,也記得2014年習近平在回答記者提問南海爭議時說的:「我們有權利選擇朋友,但沒有權利選擇鄰居,所以我們必須敦親睦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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