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心愉(台灣民眾黨政策會研究員)
當世界正走向更務實的能源轉型,台灣卻仍困於空汙與政治口水交織的迷霧中。
從美國、日本到法國、比利時,許多國家紛紛延長核電廠壽命,以因應氣候變遷與能源安全的雙重挑戰。2023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8)上,更有超過20國共同呼籲於2050年前將全球核能容量提升三倍,視其為達成淨零排放的必要工具。
然而,台灣內部關於能源政策的討論,卻仍時常陷入「數據爭辯」與「政治獵巫」的混戰。有些論點稱,PM2.5有近半來自境外,究責境內汙染源是找錯對象;有些數據則顯示,電力業的污染佔比僅個位數,將矛頭指向單一發電廠是政治操作。
這些片面數據的輪番交火,讓真正關心空氣品質的民眾倍感困惑與無力:
我們呼吸的每一口空氣,其品質的責任歸屬,為何如此複雜難解?
數據迷霧下的真實衝擊
要走出困局,首先必須戳破圍繞空污議題的數據迷霧。
以「電力業PM2.5佔比僅2.3%」為例,這類全國平均數字,輕易地稀釋了「大型污染源」對「特定區域」的巨大衝擊。一座如台中火力發電廠的世界級燃煤電廠,其排放的污染物「總量」極其驚人。對中南部居民而言,它是一個日夜運轉、近在咫尺的巨大污染源,其健康衝擊絕非一個冷冰冰的全國平均值所能體現。更遑論燃煤發電亦會釋放大量硫氧化物(SOx)、氮氧化物(NOx)等,同樣會對人體與環境造成重大損害。
同樣地,糾結於污染源來自境外或境內,也偏離了問題的核心。正因為我們無法控制境外傳輸的污染物,才更應該竭盡所能管理好國內可控的污染來源。矛盾的是,每當政府宣傳中火減煤已見成效,轉頭卻又因電力吃緊,讓理應退場的老舊燃煤機組重新點火、延役續命 。這種「左手減污、右手加班」的政策錯亂,凸顯出整體能源結構的失能。
失衡能源結構下的三大危機
台灣今日的空污困境,並非單一電廠的問題,而是國家能源政策長期失靈下,必然產生的連鎖效應。近年台灣的能源政策選擇了逐步廢除零碳的核能發電,所留下的巨大電力缺口,主要由進口的化石燃料填補。根據台電的資料,當前台灣的發電結構中,燃煤與燃氣合計的火力發電佔比高達八成。這種失衡的結構,為台灣帶來了至少三個難以迴避的危機:
第一,國民健康的代價。根據2024年空氣品質監測數據,台南、高雄等地的PM2.5年均濃度,遠超過國家衛生研究院建議的健康風險標準。這不僅反映空氣品質惡化,更與肺腺癌罹患率居高不下的趨勢緊密相連。政府宣稱空污已有改善,但對每日生活在污染中的民眾而言,改善的速度遠不及病痛來得真實。
第二,經濟民生的壓力。廢核政策所留下的發電缺口,轉由昂貴的進口天然氣與躉購綠電填補,加劇台電的財務壓力。台電必須以每度5至6元購買綠電,卻以平均3元多售出,造成連年虧損。截至2025年初,台電虧損累計高達4千多億元,而太陽光電、離岸風電等綠能建置進度仍遠落後原定目標。這些虧損,最終不是反映在電價,就是全民稅金補貼。
第三,國家安全的隱憂。台灣是能源高達97%依賴進口的島嶼。當前我們將超過五成的電力供應,賭在法定安全存量僅有14天的天然氣上,而煤炭與石油的存量也不過30天。在地緣政治風險升高的今日,無疑是將國家的經濟命脈與民生穩定,置於極高的風險之中。
務實解方:核三延役
面對當前的困境,解方不該侷限於「煤多一點」還是「氣多一點」的零和辯論中。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能從根本上改變能源結構、兼顧減碳、降空污、穩供電與能源安全的務實方案。
此刻,重新審慎評估並善用我們現有的低碳能源資產,讓核三廠在通過最嚴格安全審查後延長運轉年限,正是這樣一個務實的選項。
這不代表回頭走核電老路,而是在綠能尚未到位前,建構一座必要的「過渡之橋」。核三延役將帶來多重效益:它每年可提供168億度穩定且成本低廉的無碳電力,可直接取代污染最嚴重的老舊燃煤機組,從源頭為中南部的天空減壓;亦可大幅降低台電的發電成本,緩解電價上漲壓力;同時,它更能提升我國能源自主性,強化對地緣風險的韌性。
台灣的能源未來,不應被簡化為非黑即白的口號,更不應被數據迷與政治對立所綁架。今日的困境,是長期錯誤政策與結構失衡的結果;而真正的改變,需要一場民主社會中理性成熟的公共選擇。今年的八月二十三日,我們將有機會透過公民投票,為台灣的未來,做出一個清晰的選擇。
*本文原刊登風傳媒,經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