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不獨立 民主剩什麼(董保城)

作者：董保城(東吳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考選部前部長)

台北市前副市長彭振聲在京華城案偵查期間，自陳因顧及妻子健康而選擇認罪換取交保，遺憾的是，仍無法阻止妻子輕生；至於不認罪的其餘被告，羈押已逾十月。此案凸顯我國羈押制度仍待檢討，尤其是起訴後延押的正當性，亟須從法理與人權標準加以反思。憲政學者向來強調：司法若失去節制，民主只剩形式。

羈押是國家最強烈的人身自由干預，本應限於「逃亡或滅證危險且無其他替代手段」之例外；然而實務卻將羈押視為偵查常規，使「押好押滿」成為檢調日常，既破壞了程序正義，也動搖民眾對司法的信任。

早在一九九七年，司法院與行政院即共同提出刑事訴訟法第一○八條修正草案：「在偵查中不得逾一月；延長羈押期間亦不得逾一月，並以延長一次為限」，修正理由指出：「延長羈押期間，事涉基本人權，允宜審慎為之；尤其偵查中更應從速蒐集證據，以決定是否起訴。」時任立委的前行政院長張俊雄亦強調，修法旨在「改善動輒以羈押作為偵查犯罪取供手段之弊端，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人權。」可惜草案雖有高度共識卻未能三讀，舊制「二月一次，可多次延長」沿用至今。起訴後仍反覆延押的現象，更使羈押從「程序保障」淪為「預防性處罰」。

國際法亦早有界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第三項要求，被告應於合理期間內受審或獲釋；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二○一四年通過的一般性意見第卅五號更指出：「極長期間的審前羈押，無論是否依法核准，若無實質必要性，亦將侵害無罪推定原則與人身自由，違反公約第九條之精神。」換言之，羈押是「例外中的例外」，而非檢審的萬用鑰匙。

面對制度失衡，謹提出三項務實改革。其一，重啟刑訴法第一○八條修法，將偵查羈押上限改為前述一九九七年修正草案文字，並在一、二審設定嚴格期限；逾期視同撤押。其二，強化必要性審查，每一次聲押與延押都須提出具體事證，法院亦應在裁定中逐項說明理由，杜絕「格式化」延押。其三，落實現行刑事訴訟法中既有的替代羈押制度，例如電子監控、禁止接觸證人、限制住居等，以科技強化偵查，同時減少對自由的全面剝奪，特別是近來這些社會矚目個案，甚至包括非重罪的罷免連署偽造文書，更應優先考量替代羈押措施，以避免類似彭妻案的發生。

制度之外，更須觀念更新。我任考選部長時曾建議：可考慮逐步提高具實務歷練者在司法官招考中的比例，例如優先設置「社會經驗組」名額，鼓勵更多具基層工作經驗者進入司法體系。年輕學子「家門、校門、衙門」一路直升，易陷求速成、求表現之心態；若能歷經職場與社會磨練，對人權與弱勢境遇自會多一分同理，也較不會把羈押視為績效工具。

羈押的目的在保障訴訟進行，而非先行懲罰；司法的價值在守護自由，而非尋求掌聲。當人民對司法的信任基礎動搖，對法治的信賴也會隨之流失。此時即便政體仍名為「民主」，其運作卻可能失去權力分立與人權保障的實質內涵。若我們仍對羈押濫用視而不見，下一個悲劇只是時間問題。唯有落實法定上限、嚴格審查與替代手段並行，並以多元人才為司法注入人權視野，方能讓「司法獨立」不再是憲法文本中的空洞修辭，而是人民切身可感的安全承諾。

＊本文原刊114/7/4聯合新聞網，由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