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振聲案 司法與正義的拷問(杜聖聰)

作者：杜聖聰（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7月初，一位原本默默無聞的女性，以最決絕的方式告別人世。她的離去，如同投下一顆沉重鉛球，擊中台灣社會最敏感的神經，掀起層層漣漪。

她，是彭振聲的妻子。彭，曾任台北市副市長，近月來因京華城案遭長期羈押，成為政壇與司法交鋒的焦點。沒有人料到，在承受家中長期照護、輿論壓力與丈夫官司纏身的多重負擔後，彭的妻子會做出無言的抗議。

悲劇發生那日，台北地方法院正預定勘驗彭的偵訊錄影。開庭前，他接到弟弟電話，得知摯愛已離世。當場情緒崩潰，在法庭內嘶喊「我不想活了」、「我是被冤枉的」，檢察官成為他傾瀉痛苦的出口。

消息一出，輿論瞬間沸騰。有人心疼一個家庭的崩解，有人譴責羈押是否過當，更有人質疑民眾黨是否試圖將悲劇政治化。只是，若我們止步於爭辯責任與操作，卻忽視背後盤根錯節的司法制度與人情義理，悲劇恐一再重演。

悲劇的起點，繞不開司法與羈押制度。羈押，理應是保全偵查、避免串證的最後手段，而非預設有罪的懲罰工具。然而，京華城案起訴書長達九百多頁，仍無法清楚回答：是否真有足以羈押的明確金流證據？是否真的無其他替代手段以防串證？這些問題，不僅攸關當事人權益，也直接影響社會對司法的信任度。若檢調單位以羈押作為壓力工具、證據不足卻仍強行推進，終將耗損公信力、動搖法治根基。

這讓人想起北宋名臣歐陽修的父親歐陽觀，任地方官時審案慎重，反覆查證證據，深知押人取供雖易，卻違法之理；苟且成案雖快，卻傷民之心。這種對「慎刑恤獄」的堅持，千年後依舊發人深省。而我們今日的司法單位，是否仍堅守此初心？若羈押成了預設有罪的工具，那麼誰還能安然相信自己不會在一夕間成為「下一個被壓迫的人」？一個成熟民主社會，必須相信程序公正與證據為王，而非用政治氛圍去左右法庭裡的鐵律。

然而，單靠司法制度自淨，遠遠不夠。另一條失守的防線，是公眾的理性。悲劇發生後，輿論瞬間二極化：有人怒吼政治迫害，有人斥責在野黨消費亡者。媒體與社群網路成為輿論戰場，無數情緒如同子彈四處飛散，卻少有人願意冷靜面對問題本身：證據有沒有？羈押是否合乎比例？制度是否該檢討？

理性，不該是口號。面對爭議，我們需要更多追問：羈押的依據、辦案的程序、輿論的自律、政黨的底線。若無集體思辨，只剩立場對撞，今天的悲劇，明天可能落到任何無權無勢者的頭上。

法要剛，理要冷，但一個社會能不能真正抵擋撕裂，最終靠的還是情。

彭夫人之死，讓人心痛的，不只是司法疑雲，更是她在輿論洪流下無處可逃的孤絕。多年照顧高齡母親，面對丈夫官司纏身，媒體追擊、輿論放大，壓力像鐵索般一圈圈勒住她，最終在一個無人看見的瞬間，崩斷了生命的防線。我們是否還能放下立場，看見人本身的脆弱？是否還能在憤怒與冷嘲之外，留一點點理解與溫度？一個沒有同理心的社會，就算法治再完整、言論再自由，也終將冷如冰原。

彭夫人的離去，是對家庭的毀滅，更是對司法制度與人情義理的一次叩問。法律，必須堅守謹慎與正義；理性，必須支撐公共討論不淪為鬥爭；而情感，必須提醒我們，這塊土地不該只有刀劍與標籤，還需要善意與憐憫。

＊本文原刊114/7/5中時，由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