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移兩岸 吉田茂定調的對中政策(何思慎)

作者：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文系所特聘教授兼日本暨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二戰結束後，中國再度爆發國共內戰，在此內戰期間，時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即預見中國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的可能性，但他對此並未感到不安，因其認為共黨政權會很快地轉變為民族主義者，並像過去的中國政權一般地拒斥西方。吉田茂相信中共政權能成為一股削弱蘇聯在亞洲勢力的力量，而日本與該政權間的來往可重建雙方的共同利益。

對此，吉田茂指出，「日本只有在東南亞得到發展，中國採取門戶開放政策後，始可指望經濟的獨立發展」，並認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針應是：使共黨中國與蘇聯共產主義分離，努力改善自由陣營及共產主義國家間的關係，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繁榮，此為令各國承認日本外交優勢的途徑。

日本保守勢力亦認為東亞恢復和平將為日本帶來莫大的貿易商機。在中共取得勝利前的1949年春，吉田茂即對美國記者提及，個人雖恨極共產黨，但「不論中國是紅的或是藍的，中國還是一個天然的市場，而日本必須想到市場。」

由於國際情勢丕變，盟國對日媾和問題亦被捲入冷戰的漩渦中。美國在讓日本自主時，並不願放任日本在外交決策上做出自由的選擇，而欲日本扮演其遠東外交政策的忠實踐行者角色。故在《舊金山和約》定案的同時，美國與日本另行簽訂《美日安保條約》與《美日行政協定》。

從國際法觀之，《舊金山和約》簽訂後，日本即恢復獨立的地位，且和約簽訂前，英美曾就對日媾和中的中國代表權問題達成「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一方代表都不參加《舊金山和約》」與「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後，由日本選擇中國任何一方的政府締結和約」等兩項共識。故在法理上，日本政府恢復自主後，有權在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兩者間，自行選擇議和對象。

當時，日本的態度傾向與中共政權發展良好的雙邊關係。吉田茂在國會發言指出，「日本須從現實主義的民主國家立場決定是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吉田茂雖著眼於日本的經濟利益，希望恢復戰前的貿易格局，而計畫承認實際有效管轄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但基於更迫切的恢復主權獨立、重返國際社會與國家安全問題，只好暫時屈從美國的要求。

囿於美國對日本發出最後通牒，若日本未能明白地表示選擇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並與之締結和約，則美國參議院可能無法批准《舊金山和約》，導致美國持續在日本實施軍事管轄。因此，吉田茂在兩岸間的抉擇美國始為關鍵，無關情感好惡。

「聯合國中心主義」的外交原則在中國政策的形成過程裡，是另一不可忽視的因素。1964年3月5月，日本外務省曾發表一份《關於中國問題的外務省見解》之文件。在該文件中，外務省明確地指出，「圍繞國民政府與中共政權間之問題，將以聯合國為中心充分審議，並在國際輿論的背景下，尋找公平解決的方案，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日本長久以來循此原則在聯合國當中努力，今後也仍將持續。」

聯合國《2758號決議》為日本承認北京為代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的重要因素之一，並制約其與台北方面發展任何形式的官方關係。

戰後日本在正式外交上無法同時承認兩岸政府，但日本卻技巧地在包括《舊金山和約》在內的相關法律文件中，模糊化兩岸的一體關係，在實質上認定台灣與中國大陸在現實國際社會中為互不隸屬的兩個政治實體，彼此無法有效地代表對方。在台灣問題上，堅持此為日本放棄的領土，其歸屬日本無權置喙。

在1978年3月，日本自民黨內部就《日中友好和平條約》簽訂進行討論，依然強調此條約無涉台灣的地位問題。日本游移兩岸的中國政策寓意「二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一中政策」，關於台灣主權問題，日本與北京的歧見難以弭平，此亦是造成「台灣問題」不時干擾著中日關係的主要原因之一，並帶給台灣獨派政治遐想。

*本文原刊登於《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