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金財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兼澄正書院主任)
賴清德政府正式定調七月為“‘國家’團結月”,不僅推出“‘國家’團結十講”對台灣未來、“國家”治理及“國族”建構,進行宏觀歷史敘事及未來願景目標“擘劃”;同時推動台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政治罷免運動。“團結十講”原是為發動大罷免推波助瀾,建立意識型態、立論依據的正當性基礎,原訂計畫於7月26日大罷免前完成,然當進行第四講後卻暫時延緩或可能改變形式,期間無論是歷史考證錯誤、不足,或以“雜質”說影射社會不同政治群體及異議,顯然其所造成政治分化效果高於政治整合,不僅無法團結台灣反而分裂台灣。
首先,助攻藍白形成共同威脅認知。民進黨視藍白陣營為“親中賣台”勢力、“被統戰者”及受大陸認知作戰所蠱惑;對於支持兩岸交流、合作及對話的促進者,也被標籤化“在地協力者”“中共同路人”。藍白選民普遍認為政治大罷免案,直接拔除其選出議會代表,形同一種政治清算。藍白政黨及選民產生共同外部威脅危機感,反而模糊化原本國民黨與民眾黨間政黨分際及分歧,強化其認同“反綠色恐怖”、反綠色威權獨裁體制的共同立場。原本鬆散的藍白政治聯盟,因共同威脅認知到唇亡齒寒而更加團結凝聚。
其次,增加藍白選民及其支持者積累政治憤怒及仇恨值。賴清德發表“團結十講”呼籲政黨合作,先前就職周年演說也邀請反對黨領袖聽取“國安”報告;然反對黨則是公開呼籲,建議召開李登輝主政時期“國是會議”,全方位進行系統性“國家”事務治理對話及商議,而非僅是一次性“國安”會報。
民進黨推動大罷免又要尋求“國家”團結,不啻是緣木求魚,兩者存在根本性矛盾衝突。賴清德及民進黨政府官員,批判藍白主張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倡議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成為大陸“在台協力者”。這種標籤化、污名化政治,促發藍白選民的強烈反感並不斷積累仇恨值,這將進一步轉化成政治動員、蓄積情緒能量,終致爆發蔓延反傷綠營。
復次,藍白因共同威脅感、危機意識啟動“防禦性動員機制”。面對民進黨及其側翼所謂公民團體發動大罷免威脅,藍白聯盟迅速建立跨黨派的協作機制,組織共同防禦選區,這種合作深化兩黨支持選民間的認同連結,形成一股反綠色執政同盟軍。其壯大發展源自“團結十講”中提出“雜質”說,引發非綠者危機意識及受威脅認知,從而增進原本鬆散藍白選民共識度及團結合作。
實際上,大多數藍白選民認為大罷免是“政治報復”,並非“民主監督”正逐漸增加比例,致民進黨及公民團體倡議大罷免的正當性普受質疑。藍白共同聯合抵制綠執政意願增加,一旦藍白選民高度動員投下反對票,尤其是受民眾黨支持者可能因柯文哲市長、彭振聲副市長皆鋃鐺入獄,後衍生彭夫人輕生自殺案,可能激發白營支持者投下反對票。儘管民眾黨並無區域“立委”,恐促發其支持者願意為藍營被罷免“立委”,投下反對罷免票的跨黨選民比例增加。如此民進黨大罷免就難遂行其政治目標,更不易扭轉朝小野大權力結構。
再者,“團結十講”與大罷免行動存在嚴重目標矛盾衝突。前者號稱以誠意凝聚台灣內部,後者則削弱藍白力量及分裂台灣社會。“團結十講”最終僅能團結基本教義派,但卻分裂台灣社會疏離綠與藍白關係,如此政治發展陷入兩極對立之極化政治。
“團結十講”既可能凝聚民進黨內部,也促發藍白陣營內部的凝聚加強,至於中間選民的態度則出現對民進黨不利的轉變。自賴清德倡議“團結十講”後,中間選民對民進黨的支持度下降。中間選民通常更關注政府政策的一致性與可預測性,“團結十講”的突然暫停被視為政策執行不力的表現,損害政府公信力。
最後,增強中間選民對政治極化的厭倦。部分中間選民認為大罷免行動加劇台灣社會藍白與綠的政治對立,與其所期待的“理性政治”及中間溫和第三條路線相悖離。同時,中間選民產生對“賴政府”施政重點的質疑。面臨美中衝突、美對等關稅及俄烏、中東戰爭,台灣面臨經濟增長趨緩甚至倒退壓力與國際挑戰日增,賴清德過度著力在發動政治運動,鬥爭與其競爭政黨及未來潛在對手;而非專注在“治國”理政及公共事務,中間選民對民進黨政府長於選舉罷免拙於政務治理,產生失望及不滿意情緒。
對“大罷免”議題,整體民調顯示中間偏多數傾向反對或觀望,支持度僅約 30–36%。整體來看,反對罷免的比例明顯高於贊成。中間選民多數不認同直接罷免國民黨“立委”的訴求。經過“團結十講”、大罷免行動使中間選民其政黨支持,更傾向在未來選舉中選擇藍白陣營。這凸顯民進黨的政治策略,不僅未能有效分化對手,反而促進藍白團結、中間選民的厭惡,甚至侵蝕潛在支持基礎。尤其六都原本政黨認同較為流動的選區,中間選民態度的轉變,可能對藍白營在2026年地方選舉更為有利。
賴清德所倡議“團結十講”與民進黨、公民團體推動大罷免行動的組合拳,原本期待十講作為大罷免的論證依據及正當性基礎,然卻反而傷及大罷免,不僅未能達到預期的政治分化效果,反強化藍白與綠的政治分野及對抗,無法跨越藍綠對立。
*本文原刊114/7/14中國評論通訊社,由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