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罷免對台灣政治發展不良示範效應(柳金財)

作者：柳金財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兼澄正書院主任)

        離7月26日台灣大罷免選舉日期越來越逼近，藍白綠間對立越趨緊張，相關民調整體顯示台灣領導人賴清德施政滿意度低於不滿意度，陷入所謂死亡交叉點。儘管台灣社會支持罷免的比例低於反罷免，但最終結果端賴藍白綠政治集體動員效果及中間選民抉擇。一旦民進黨及其側翼所謂公民團體推動的大罷免最終成功，罷免多位國民黨或在野“立委”、地方首長，甚至“立委”超過五席以上，這對台灣政治發展將產生一系列重要負面影響。

　　無庸置疑，一旦罷免成功將強化民進黨及賴清德的政治主導權，儘管更能有效率通過法案提高施政效率，但政黨間對立將更形升高。換言之，大罷免已然產生雙面刃效應，對民進黨而言可能有利之處在於，罷免成功將被詮釋為對其政治立場與施政方向的再次背書，鞏固執政正當性。同時也會擴張民進黨對“立法院”影響力：若能罷免數名藍營“立委”，又在補選中拿下席次，則利於掌握立法機構主導權。尤其更是塑造賴清德政府強勢領導形象，擁有更大政策話語權，擴大改革力度，例如司法改革、能源轉型、“國防”現代化。

　　然大罷免一旦成功也會滋生諸多政治風險。這不僅導致台灣社會對立、撕裂加深，損及社會信任及凝聚的社會資本；罷免變成政治鬥爭工具，促發支持者與反對者更強烈對立，原本多元包容尊重的社會，將產生政治報復循環。

　　爾後藍白在野黨也會受影響學習，藉由發動報復性罷免，形成“綠罷藍白、藍白罷綠”的不良政治文化，罷免成為選後常規操作及延長選戰的手段，變成“無限選戰期間”，政黨對抗進一步壓縮政黨間協商空間，致“立法院”與地方政治更難協調。事實上，公民團體發動大罷免隱含民進黨領導人及政黨充滿民粹主義思維，這與台灣政治制度信任形成極大張力。民進黨及其側翼號召大罷免行動一旦成功，對台灣政治發展將產生多重政治意涵及負面衝擊影響。

　　首先，民粹主義式政治動員成為雙刃劍。美其名促進公民自主政治參與及監督意識，公民團體反制政黨力量成為台灣政治新常態。然而，這種情緒式政治動員及大罷免過程中對藍白施以極大污名化的標籤政治，批判競爭對手為大陸同路人、在地協力者、受“統戰”及認知作戰影響的“雜質”，以意識型態標籤政治取代理性公共政策辯論，民粹主義式政治發展，傷害民主治理品質。

　　其次，侵蝕政治制度存在合法性及正當性基礎。不同政黨選民支持者，將對制度信任產生懷疑。民進黨及民團一旦成功操作罷免，期間執政黨挹注更多行政資源及操作媒體公眾輿論，將使不同政黨支持民眾對選舉制度與代議民主信任度下降。制度維護需要成熟政治文化，當民進黨處於朝小野大難以完全執政時，動輒將施政無能及政策難以推動，推卸給反對黨掣肘。

　　這不僅未能符合政黨政治、問責制、權力分立及制衡精神，也會造成政治極化產生政治報復示範效應。他日當藍白執政也處於朝小野大，也會仿效綠執政時操作大罷免手法，形成一致性政府、完全執政，台灣政治將掉入選舉罷免重覆循環運作過程，致社會紛爭及衝突永無寧日，難以創造永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政治社會穩定秩序。

　　再者，政黨政治趨向“集權式分裂”。完成成功罷免後，民進黨將更強化“中央”層級政府集權與控制藍白地方政府，立法權配合行政權淪為橡皮圖章，立法機構淪為行政機構的附庸成為立法局。儘管藍營在2018年及2022年皆取得三分之二地方縣市首長席次，但在“中央”集權下地方難以展現自主性，無法發揮地方包圍“中央”的政治效應。

　　無論是在“中央”層級與地方層級的財政收支劃分、兩岸交流，地方政府未來無論是參與海峽論壇、城市交流更受到制約。如此藍白在野黨聯盟恐將更鬆散化、碎片化及被邊緣化，由於缺乏強而有力藍白共主致難以有效整合在野勢力，台灣政治發展陷入“強執政黨－弱反對黨”、強勢行政機構及依附立法機構等不對稱權力結構。

　　最後， 強勢執政、完全執政壓縮在野黨發展空間。當民進黨取得選民再授權後，將會更強力推動核心政策，包括能源轉型、司法改革、“憲改”、“國防”投資加速。但因政黨及社會對抗擴大化，政黨互罷、情緒政治主導、對立加深社會撕裂、政策停滯、制度穩定度下降。大罷免一旦成功，顯示台灣社會難以建立制度信任與民意平衡；公民難以從政治動員走向理性參與；民進黨在“大罷免”中獲勝而完全執政缺乏立法監督，雖可能加強其政策合法化效率及推動能力，但卻以破壞政黨政治、行政立法制衡及監督關係及造成社會割裂、政治極化及認同分歧為慘痛代價。

　　令人憂心的是，若如此台灣政治發展將陷入報復與對抗的惡性循環中，產生極度政治衰退現象。職是，台灣社會中間選民理性力量應覺醒，發揮溫和理性第三條道路，若能對大罷免操作產生反感發揮平衡作用，創造恢復政策理性與對話平台，就能挽救台灣政治陷入兩極化困境。

＊本文原刊114/7/20中國評論通訊社，由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