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統雄(台灣民調創始人)
本專欄的預測又一次立即實現。上周指出：「柯文哲並非無錯誤，必需負責承擔。但身為『借題迫害、不成比例』的受害人，被壓迫的力量一定會爆發反彈。」柯文哲果然隨即在法庭上崩潰。我深知只有愛才能克服恨，所以先一步勸他：「我建議他不必反彈報復，而反彈為司法改革、政治改革，建立保障全民的機制，將自己的苦難昇華為消弭未來任何人不再被迫受難。」不過，友人與讀者對我的「不報復論」並未積極支持，其中包括我認識很久、和平理性的人。賴清德與其背離司法準則之政治附庸，若繼續加強迫害壓力，不僅是柯文哲個人之慘，台灣可能也將被逼入冤冤相報的悲慘世界。
高虹安「誣告」案敗訴，被重判6個月，似欲借司法名義將其解職。本案不僅違背司法準則，更與我國誣告案的判決實務背道而馳，唯一有關的，就是與長於司法關說的「新竹王柯建銘」有地緣關係。高虹安的其他案件，也被「借題迫害、不成比例」的重判。她挺過大罷免且拿下全國「不同意票」最高票，已經是人民對司法不信任的投票，本案尤其是完全冤案，部分司法人員真的要毀滅司法獨立嗎？
賴清德誓師823血戰，可能比726凶險。我曾明確以科學模式與參數預言，726不會成功，但是823存在科學看不見的極端因素。賴清德已明知絕對多數民意之所在，剩下7個名額也不可能改變立法院結構，毫無戰略意義。他還是要硬幹，只是為了要爭面子與再展現他控制欲的強度。在與人民國家無關，純粹是他個人欲望的驅使下，他能夠投入國家總資源的力量是非常危險的！延押柯文哲、冤判高虹安，就是不避諱實施國家暴力，將會對台灣造成長期的傷痛！
青鳥追求納粹仇恨式獨裁體制，他們大剌剌打出「納粹黑鷹」標誌，領導人之一八炯承認係仿效納粹象徵與手段，是為客觀的事實。
賴清德則將巨額政府經費交付青鳥與民進黨黑派人士，製作仇恨藝文宣傳品，如《一個都不留》小說，假借做了一個夢，把所有國民黨的立委全部殺害取器官「一個都不留」，作者還說醒來很開心，這個內容就是法西斯的極端意識，煽動仇恨犯罪。又如《零日攻擊》想像中共攻打台灣，內容對兩岸軍事、國際局勢都非常空洞，只是把在野黨描繪成「親中賣台」，把同胞當敵人。
作用力必然產生反作用力，在全面黨國化的大眾媒體上看不到，但在網路上被莫名其妙扣帽的群眾，也已經反彈，出現類似「對敵人不能仁慈」「對敵人只能往死裡打」的呼聲。
但我還是要建議「不報復論」，賴清德是總統，不是敵人，正擔任我國的最重要職位，我們希望他要做好，對人民與國家才有利。
雖然賴清德幾乎已證明，他只是個充滿封建落伍思想的老人，拒絕參考梅克爾遵守民主慣例，以少數執政興盛國家的範例，還在幻想毛澤東式一黨獨大。但台灣究竟已經進入憲政初步，還有普通選舉，我們不需要和賴清德一樣無中生有製造「敵對勢力」，不需要往死裡打，只要在2026，2028屆期換人就好。
如果我們使用和賴清德一樣的手段，不是和賴清德一樣了嗎？
同理，青鳥也是一樣。在「53237人類認知結構」中，有25％對15％意識型態的2群，他們既是羔羊，也是土狼，純粹就是跟著帶頭者走。漸進偏執型的青鳥，原來只是討飯的羔羊，沒料到賴清德將國家總資源投到他們身上，不僅有物質實利，更有心理上的控制慾大滿足，和毛澤東養紅衛兵完全一樣，本來默默無名者，突然可以大鳴大放、隨便凌虐他人，變成凶殘的土狼！
「53237人類認知結構」中最多的35％卻是疏離群，真正的沒聲音。25％的意識型態者在聲勢上，就會形成726前的不可一世。幸而在教育、經濟自由化的社會中，會有10~25％的理性抉擇者，百分比看起來不高，但因為意識型態者不改變，疏離者沒興趣改變，所以，「不報復論」只要有機會接觸到10~25％的理性抉擇者，台灣就有機會選擇和平、互助、繁榮。
一個完整的憲政國家，除了有民主、有普通選舉，必須同時要有法治，未來更要追求財富正義。
台灣當前的法治岌岌可危，司法獨立性有從51分向下沉淪之虞！
柯文哲再被延押，檢察官稱因證人橘子未到案，完全違背法治基本原則。陳水扁案的主要證人黃芳彥從未到案、也永遠不會到案。所以陳水扁應繼續無限延押？民主法治國家必須有「司法一致性」，因人而異是獨裁國家。
北檢最新證據，是一張柯文哲手寫的便利貼：「TO：彭副京華城對容積率應該死心了，只希望行政流程加速，讓他們早日完工就可以了。」檢察官強調「希望行政流程加速」就是有弊，但就全文觀之，開宗明義就是「京華城對容積率應該死心了」，語義不就是沒有要給京華城方便嗎？
我原來一直不知道京華城到底有沒有弊，曾自願擔任柯文哲隨身碟的「數位足跡」鑑定人，並先敘明，鑑定較容易證明的，是柯文哲自己一人的記錄，就是純粹查明真相，不預設是否有弊。（請參見本專欄〈北檢很政治不科技─USB是不是柯文哲的都說不清楚〉）
這張便利貼，倒使我第一次看到了柯文哲可能沒有涉弊的證據。
而檢察官不看全文，反將便民效率導向涉弊，使我對檢察官的心態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高虹安「誣告」案是個澈底的冤案，更必須正視。高虹安「誣告」案，與高虹安告訴翁達瑞「誹謗案」有不可分割的連帶關係。高虹安告訴翁達瑞「誹謗案」主要是翁達瑞宣稱「高虹安被指導教授除名」。
誹謗案中的舉證責任，應該是翁達瑞必須證明他所陳述的「被指導教授除名」是真實的。
但法院在誹謗案中，並未要求翁達瑞提出公信證據，如高虹安畢業的辛辛那提大學正式證明，卻仍認定其言論屬「合理評論」或「可受公評事項」，而判高虹安敗訴，可能違反：
-舉證責任分配原則：翁達瑞未舉證即獲勝，違反程序正義。
-言論真實性審查義務：法院未查明事實真偽，可能構成審判瑕疵。
-法治國原則：若判決依據不足，卻影響個人名譽與自由，將損害司法公信力。
法院應主動調查爭議事實，尤其涉及學術紀錄者。要求言論者舉證其言論真實性，並審慎評估是否具誹謗故意。若法院未履行上述義務，加上翁達瑞明顯的立場與政治參與程度，確實可能引發「司法不當介入政治」的質疑。
當然，台灣誹謗案要成立的門檻本來就偏高，且長期存在一些特殊現象，是我從擔任法扶義工開始時就發現的。高虹安在誹謗案上敗訴，勉強還算在灰色地帶。（請參見本專欄〈誹謗、言論自由、周玉蔻〉）
誹謗案要成立的門檻是「偏高」，而誣告案要成立的門檻是「極高」。但高虹安誣告案的判決邏輯，違反了現代法治國家所追求的判例一致性原則，顯著冤枉有3點。
第一、違背法律統一見解與基本法律準則。
許多法律條文本身從簡，所以法院有「最高法院判例」作為裁判應統一的見解，由最高法院判例選編委員會審查後公告，並刊登於《最高法院判例彙編》。
其中誣告罪於1951年《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8號判例》便已形成公告判例：「誣告罪之成立以意圖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並為虛偽之告訴、告發、報告者為要件。所謂虛偽，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者而言。若告訴人係誤認有此事實或以為有此嫌疑，則不得指為虛偽，亦難科以誣告罪。」此判例明確指出：「明知虛構」是誣告罪的核心主觀要件，若行為人是基於合理懷疑或誤認，即不構成誣告罪。
而《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892號判例》再增強為：「誣告罪之成立，以告訴人所訴被訴人之事實必須完全出於虛構為要件。門檻再提高為「完全」虛構犯罪事實。
翁達瑞確實曾宣稱「高虹安被指導教授除名」，也至今未提供任何官方證據。則依統一見解，高虹安哪有「完全虛構犯罪事實」？哪能成立誣告罪！
法官又以其誹謗案敗訴結果推論誣告成立，更是法律系一年紀學生就知道的錯誤邏輯，否則，是否每個沒成立的判決，被告都可以反過來勝訴誣告。此判決推翻法律ABC基礎，無法排除是針對性羅織冤獄。
第二、法官不瞭解學術論文通則，自創犯罪定義。
研究者將自己陸續發表之著作整理後成為學位論文，或是將自己的學位論文重新組織投稿成為期刊論文，這樣的行為本就是學術界的通則，尤其許多具有時間累積性、通常就是貢獻大的研究系列更有此現象，並不是抄襲。
法官竟然自創法律條文上沒有的「自我抄襲」「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內容重疊」，判高虹安有罪。法官讀過大學，有些也讀過研究所，很難認為法官就是無知，所以各界認為這又是一樁政治判決，是民進黨企圖將高虹安從新竹市長位置拉下的司法攻擊。
第三、與司法實務記錄背道而馳。
誣告罪必須具備「完全虛構事實」與「明知虛構的故意」的極高門檻，若僅是合理懷疑或法律誤解，均不予成立。台灣司法實務長期以來對此罪名採取高度克制的態度，強調「合理懷疑不構成誣告」，律師界也公認誣告罪「極為罕見成立」。
我在擔任法扶期間，曾處理過一個案子，Z誣告S在甲日犯罪，但S當日在歐洲出差，有護照為證。結果法院只有第一審判有罪，第二審翻轉，第三審無罪定讞，三審的判決竟然是「不能認虛構」，而判Z無罪定讞。該法官完全不解釋，一個人為何可以同時出現在台北和歐洲？如果不懷疑法官有其他不當理由，也是佐證法院罕判誣告成立，法律實務現況的例證。（請參見本專欄〈北檢進步到52分，名人和小民果然不同〉）
賴清德濫用國家總資源的影響力量，已接連令社會感受到「司法工具化」的疑慮。
我們仍然重申：台灣必須「司法改革」，根據千百年的經驗與數量歷史學，適合出發的途徑有2條：第一、自律優先。第二、增強司法制衡功能。
但如果柯文哲無理由、無限期延押，與高虹安的明顯冤案無法及時以司法自律解決，可能必須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或國際特赦組織申訴，讓世界再一次看到賴清德的台灣。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