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建甫(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自1970年代後期，美國製造業的全球競爭力逐步削弱，產業轉移至低成本國家，藍領階層失去大量工作機會。雖然科技與金融業的崛起為美國帶來新動能，但這些收益集中於特定地區與族群，造成收入分配兩極化。
川普於2016年以「美國吃虧」為政治口號，將貿易逆差描繪為國力衰退的象徵，這一簡化及有力的敘事強力喚起中產階級的焦慮。他2017年起更推動公平貿易，挑戰WTO多邊貿易體系，為經濟民族主義奠定基調。
2024年重返白宮時，這一思路已不再僅是政治宣傳，而是以《重構全球貿易體系指南》為藍圖的系統工程。該文件作者米倫 Miran），兼具哈佛經濟學博士背景與財政部經驗，他主張透過結合宏觀經濟、金融市場與國家安全的政策工具箱，重新定義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
他現在已貴為川普總統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此文就是要探討他的思維，真的可以幫助川普達到他的目的：重塑全球貿易的新秩序？
美元的詛咒、高估與特里芬困境
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美元需求遠超經濟基本面，使其長期處於強勢地位。這看似賦予美國低成本融資與金融市場的支配權，但同時壓制出口、擴大進口，導致製造業逐漸空洞化。
米倫借用特里芬困境進一步闡述：當美元必須同時滿足國際流動性需求與國內經濟穩定時，長期逆差不可避免。特里芬在1960年代已警告，全球儲備體系若依賴單一貨幣，最終會陷入自我消耗。
如今，隨著全球經濟總量膨脹而美國占比下降，這一困境加劇。
米倫認為，美元霸權雖曾帶來「金融紅利」，例如廉價借貸與資產溢價，但代價是產業基礎削弱、財政赤字擴大與社會結構撕裂。若不改革，美元將從「特權」變為「詛咒」，侵蝕美國的全球領導力。
新秩序的三大槓桿：關稅、匯率與市場重組
為扭轉這一結構性失衡，米倫提出以關稅、匯率與市場重組為核心的三大槓桿。
首先是關稅，他將其視為不僅僅是貿易保護，而是一種結合財政、產業與外交的綜合戰略。2018至2019年的對中關稅實驗提供了支持：雖然關稅平均提高近18%，人民幣對美元貶值超過13%，實際進口價格僅上升約4%，通膨影響有限。這使關稅得以同時籌措財政收入、降低國內稅負，並迫使貿易夥伴在補貼、匯率與軍事合作上做出政策調整。
其次是單邊匯率政策，米倫指出，美元高估來自非貿易驅動的儲備需求，使匯率失去自我修正功能。過去美國倚賴多邊協調，但收效甚微；因此，他建議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與外匯穩定基金，在必要時直接干預匯市，壓低美元過度升值，重建出口部門競爭力。
最後是市場與供應鏈重組。透過關稅與匯率的協同，美國可引導產業回流或轉向友好國家，並以稅改、基建與產業鬆綁強化國內韌性，減少對戰略對手的依賴。
震盪的代價與政策的節奏
米倫並未低估這些改革的風險。他承認，關稅與匯率政策會引發市場震盪，甚至可能引起資本外流與新興市場的連鎖反應。
2018至2019年的經驗顯示，美國內需與就業韌性足以吸收短期衝擊，但世界其他地區金融體系是脆弱的，特別是中國等高槓桿經濟體，一旦遭遇劇烈匯率波動，可能引發區域性金融危機。
米倫因此主張，政策實施必須精準掌握節奏：透過分階段、具預期管理的方式推進，並配合流動性供給、稅收優惠及股市穩定機制，以防改革被市場恐慌扼殺。
他進一步指出，短期不安是結構性改革的必要代價，歷史上許多深層次的經濟重整都伴隨初期的不穩，但若能精準控制節奏並與清晰的政策溝通相配合，長期而言反而有助於強化經濟基本面。
不能不作為的美國
米倫的結論直白而尖銳：美國不能無作為。過去為維持國際秩序與全球金融穩定所付出的代價，已侵蝕國內經濟的基礎。
若不作為，美元將繼續高估、產業空心化與財政赤字惡化將同步拖垮國力與社會穩定。川普2.0的戰略並非摧毀全球體系，而是試圖讓體系重新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透過重構關稅體系、實施單邊匯率調節與推動供應鏈重組，美國仍可能擺脫「美元詛咒」，重建更健康的經濟循環，並在未來數十年維持全球領導地位，實現財政健全、產業復興與國家安全的三重目標。
米倫的政策方案揭示了美國從全球秩序供應者轉向以自身利益為核心修正者的戰略轉變。
這場改革雖可能重塑全球經濟規則，然而也暗藏撕裂同盟、激化美元高估與貿易失衡等風險。而對等關稅與匯率干預策略，表面上是為了解決美國的經濟結構性矛盾，但實際操作中卻充滿盲點。
米倫的盲點與缺失
米倫對關稅政策的樂觀評估過於天真，低估了貿易戰長期對消費者負擔與產業成本的影響。
供應鏈轉移與產業重組的額外開銷，遠比統計數據顯示的嚴重。若高關稅成為美國的政策常態，不僅會壓縮市場競爭，還將導致產業效率下滑、創新乏力，削弱美國的經濟活力。
美國金融市場的核心優勢在於其開放性與可預期性，若濫用匯率干預手段，將侵蝕全球對美元的信任。一旦市場信心崩潰，資本外流與美元信用危機將迅速爆發，使美國自毀其金融霸權。
地緣政治層面，米倫忽視了單邊政策所引發的全球去美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趨勢。
過度施壓將迫使其他國家加速構建替代性的支付體系與貿易架構，削弱美國制度性優勢。其對於國際戰略反作用的忽視，將使美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處境更加孤立。
最關鍵的是，米倫對內部經濟結構性問題的重視不足，使其政策過度依賴外部價格調整，卻忽略了產業升級、勞工技能重塑與基礎建設改革的根本挑戰。
過去十年的政策經驗顯示，僅靠匯率與關稅，無法真正提升美國產業競爭力。米倫低估了美國內部政治撕裂對政策可持續性的破壞。
川普團隊的激進政策若缺乏跨黨派共識與長期結構性改革支撐，最終恐將淪為又一輪「政策震盪」，反而加劇美國經濟與社會的內外失衡。
*本文原刊登於《風傳媒》經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