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監控，柯文哲求之不可得(夏珍)

作者：夏珍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京華城案密集開庭，完全刷新民眾的司法三觀，最新「金句」是檢察官庭上面對「不正（誘導）訊問」的質疑，竟脫口而出「沒規定不能誘導」；而台北地方法院續押柯文哲兩個月的裁定書則直指「他們（被告）是否成立犯罪，與法院是否羈押無必然關係」，對偵審而言，或許這正是他們偵查與判決案件的日常，却與民眾對「司法正義」的期待落差甚遠。

柯文哲兩次重金交保，檢察官不依不饒一再抗告，從高院發回地院裁定羈押兩個月，法院對檢察官「非押不可」的立場退讓開始，就註定柯文哲司法之路的艱難，只是沒想到審方一讓再讓連四讓，讓到起訴了繼續押，庭審開始依舊不放，檢方傳喚的證人多到審期排到十一月，若照檢察官主張證人未詰問完畢就得押，柯文哲的押期難保不會繼續五延押、六延押。

「人性」成為羈押理由─鄭文燦柯文哲「藍綠人性」有別

羈押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處分，大法官也曾做出解釋，強調人權保障的重要，「人身自由為一切自由之所本，倘人身自由未能獲得嚴謹之保護，則其他自由何有實現之可能」，羈押不可率爾為之。原則上，沒有犯罪證據是不能押人的，但這個「原則上」在司法實務却是一個不被遵守的「原則」，就像刑事案件有所謂的「無罪推定原則」，在判決確定前，不論起訴或羈押都不代表有罪，但法官同意檢察官聲押要求，一是接受檢察官起訴的重罪求刑，二是認為被告有串證逃亡之虞，三是考量被告審理期間可能再犯的虞犯羈押。

柯文哲一再延押的特殊在於，第一，他是起訴前就遭到羈押，明面上是防串證，實際上却是典型的押人取供；第二，檢察官既已起訴求取重刑，意味證據已經鞏固充分，沒什麼「串證」空間，就像前桃園市長鄭文燦貪汙案，起訴確定即重金交保，柯案法官却仍接受檢察官主張「證人仍有勾串可能」，豈不坐實檢察官證據不足？第三，庭審迄今，幾乎每一庭都再次確認檢方起訴的證據薄弱，且有明顯的羅織斧鑿，但法官仍認為，「考量趨吉避凶的基本人性本易伴隨高度逃亡可能」，且被告雖否認犯行，「但依卷內證據資料，足以認定柯等人犯罪嫌疑重大」，斟酌其所涉罪名皆重刑，「若將來經判決確定，基於畏罪心理，難謂沒有選擇逃亡以免身陷囹圄的可能」，照法官見解，「人性」就能構成羈押理由，未來豈不犯罪嫌疑人都得押？而為什麼鄭文燦的「人性」只押了四十七天，而柯文哲却得被押九個月且繼續再押兩個月？更重要的，這個羈押裁判已經洩露了法官心證「足以認定柯等人犯罪嫌疑重大」，不已預告了一審的結局？

政治羈押─檢審「明顯惡意」或「刻意屈從」皆不必負責

犯罪嫌疑人的「逃亡之虞」，的確是一個可以押人的正當理由，但「虞」從何來？不能只從人性解釋，鄭、柯待遇大不同，豈不坐實了「人性」也有藍綠之別？ 

或許最近棄保潛逃的重大「綠友友」經濟犯罪眾多，檢審加強防逃，前中信金副董事長辜仲諒，最近又為了紅火案外案的「澄清湖購地案」一審被刑刑後，被要求加上電子鐐銬，經力爭後改以「個案手機」電子監控，要定期拍照上傳。「澄清湖購地案」是二十年前老案，紅火案纏訟十八年更三審無罪，購地案還要耗上十年、二十年嗎？辜仲諒為了紅火案曾經滯留日本二年，或許成為他為老案還得電子監控的理由，柯文哲有多大本事「逃亡」？然而，即使他以「我逃亡，民眾黨就垮了」、且表明願意帶上電子鐐銬，都沒能說服法官，這不是硬生生的「政治羈押」嗎？

這就是司法不能服人的關鍵，聲押的檢察官不必負責，裁定羈押的法官也不必負責，檢察官起訴求刑完成了他們的「政治任務」，有罪無罪是法官的事；一審判決有罪也完成了他們的「階段性任務」，最後定讞還有二、三審，甚至更一、二、三審…，司法程序漫長，即使最終得以無罪確定，除了有限的國家賠償之外，檢審無一必須為自己的「明顯惡意」或「刻意屈從」付出任何代價。

共鳴與天真皆成罪─禁止不正訊問，檢察官竟一無所知？

法官「刻意屈從」叫人失望，檢察官「明顯惡意」却讓人對司法絕望，他們太容易就成為「冤案」的產製機器─而且，不必負責。沒有金流證據却以揣測影射入人於人罪，誘導或威脅被告認罪，一句「沒有規定不能誘導」坐實司法品質壞到連基本法律素養都不顧的地步。

主詰問禁止誘導，反詰問時不禁止，指的是法庭攻防的交互詰問；至於檢察官訊問根據〈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三十四點「不正方法訊問之禁止」明定：訊問或詢問被告時，應出於懇切和藹之態度，不但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聲請羈押及其他不正之方法，即笑謔及怒罵之情形，亦應摒除。」而根據《刑事訴訟法》不正訊問取得的自白，在法庭上不具證據力，柯案檢察官連訊問的基本要求都不知，竟還能以「表現良好」被推薦為主任檢察官，豈不荒謬？ 

認罪換停押的朱亞虎金句「檢察官講的話（有參與就有罪），引起我的共鳴」、「訊問到一半，忽然認為自己有罪」，這是誘導；另一認罪人邵琇佩，被檢察官一句「如果妳還要按照在廉政署說法，認為這樣呼嚨得過去，妳就試試看」，承認自己「思慮不周，太過天真」，這近乎威脅；不論朱亞虎的因為「共鳴」，或卲琇佩的因為「天真」而成罪，不知道是檢察官辦案的特例？還是通案？但不論是特例或通案，這樣的司法只有驚嚇，不可能有正義。

＊本文原刊114/5/30風傳媒，由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