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雙方歷經多輪的實質談判，美國對我課徵20％對等關稅，除了引發在野黨的政治批判，也造成了產業界經營上的焦慮。儘管政府以「暫時」關稅的論述安撫各界，此一政治話術能否發揮安定民心的效果是一回事，令人擔憂的是，整體經濟從投資、貿易、就業至民眾信心，均陷入空洞化的系統性風險。
川普政府對貿易夥伴的對等關稅談判，其過程的確不能完全操之在我，但此一期間，政府並未將未來對我實施對等關稅的可能稅率，透過各種不同稅率進行壓力測試，同時以粗估的數字，模擬對投資、貿易、就業等經濟層面造成的影響，以此作為政府後續積極調整產業政策的參考基礎，使得國內廠商僅能戰戰兢兢。例如：先行調整合約內容、提前出貨、暫緩接單及減少生產等，摸著石頭過河、謀求自求多福等。
此次政府對美關稅談判過程三緘其口，但各種不同版本的流言依然四竄，這些雜音，其實已干擾產業的運營。我們或可將國內廠商擔憂此次對台灣的「暫時」關稅，更進一步延伸為衝擊產業「長期」發展的癥結，歸納為以下幾點：
首先，台灣在國際貿易舞台上，因政治糾葛、打壓，不易簽署雙邊或多邊貿易協議，在美國課徵20％關稅下，相較競爭對手日本、南韓則課徵15％，這5％關稅差距，可能對機械、車用零件等傳統產業的出口，造成致命衝擊。
其次，在經營成本壓力下，除了侵蝕廠商微薄的利潤，一旦生存空間遭到壓縮，若沒有選擇外移，恐將迫使在地廠商競爭逐漸弱化，近年以來，包括模具、工具機械等產業出現的現象，均可見其端倪。
此外，隨著領頭或中堅廠商選擇外移引發的結果，非僅是訂單減少與生產線的緊縮，而是與其相關的產業呈現供應斷鏈、人才出走，如此一來，勢將波及台灣年輕世代的未來發展，在「學非所用」下，被迫轉行從事低薪工作，嚴重衝擊高階專業技術人才蓄積。而由於出口產業衰退或不振，除了迫使廠商裁員、薪資凍漲外，恐將使得內需消費陷入萎縮，進而導致政府稅收減少，甚至對整體社會的「信心」，造成惡性循環。
面對川普政府「恣意妄為」的壓力，此刻廠商需要的，並非是安撫式的口號，而是期待實質上能夠促進產業結構轉型的政策。這些政策包括：針對遭受關稅衝擊廠商提供低利融資，同時透過優惠租稅，鼓勵廠商根留台灣；加強連結歐盟，布局全球南方國家，突破參與區域經濟組織的僵局；推動政府採購「在地優先」，落實廠商承接一定比例案件，將國家資源轉化為在地就業；擺脫意識形態糾葛，重啟兩岸ECFA談判，接軌中國大陸新興優勢產業等。
很顯然的，在美國高關稅衝擊下，台灣產業所呈現的困境，並非短期景氣循環的突發性陣痛，而是長期多重因素累積的結構性危機。因此，政府必須捨棄僅是「暫時」關稅的自我催眠思維，在降低產業對單一國家依賴風險的同時，重新探索台灣產業在「全球戰略體系」中存在的價值，建立一套因應未來環境衝擊安全網絡，包括：產業結構多元、投資區域均衡，並加強與友邦的合作，共同推動多邊貿易體系克服關稅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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